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刘伟
在第九届全国陶瓷人大会暨第二届中国陶瓷品牌节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伟作《中国经济形势与对策》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有机会受邀参加“第九届全国陶瓷人大会”,分享这一年的体会和分析未来的趋势,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给大家分享和介绍一下我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看法。
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怎么看”,就是怎么认识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出现的新变化、新特征、新问题、新矛盾;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干”,怎么理解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的调整,以及政策演变的趋势。
2019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实现了“稳”
首先谈“怎么看”,怎么理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比较突出的宏观经济运行特点,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了新的水平,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尽管面临着国内、国际各方面的压力,但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基本上是在我们年初“两会”确立的经济政策目标运行范围之内,如期实现了今年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我们主要的经济指标,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今年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6.5%,从前三个季度的数据来看,应当说在6.3%、6.2%左右的增速,问题不大。
通货膨胀率,年初定的目标是3%左右,今年虽然有一个猪肉周期涨价,涨了120%多,除了这样的偶发因素,总体CPI(消费品价格指数)是在3%以下,也就是说,达到了3%左右CPI的控制指标。
第三个经济指标是失业率的控制,今年年初提出来的调查失业率,我们要控制在5.5%左右,至少需要11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但今年前三个季度我们新增了1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所以从前三季度来看,预计今年调查失业率能够控制在5.2%以下,这是很不容易的。
外贸方面,今年前三季度的外汇储备达到30900多亿元,稳定在3万亿以上,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并且直接利用外资的增速,今年全年是正值。
去年,在分析经济形势的时候,国内外一些悲观论者预言,中国经济可能在2019年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结构性失业严重,以及一大批外资逃离。但综合宏观经济指标,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实现了 “稳”,稳增长、稳就业、稳金融、稳物价、稳外贸、稳预期、稳外资。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
中国经济进入到下行周期
稳定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进入到趋势性的下滑周期。为什么这么讲?今年我国经济如果增长6.2%、6.3%,那么GDP总量将突破100亿元,折合成美金是14亿美元左右,占全球比重的16%以上,美国今年预计会突破20万亿美元,我国GDP现在相当于美国的65%,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人均GDP去年按汇率是9600多美元,如果今年同步增长,将突破1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以上属于高收入国家,现在世界上有70个,如果达到4055美元以上,叫上中等收入国家,现在世界上有54个,中国是2010年达到4055美元以上,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
所以,中国人均GDP过了1万美元以后,仍然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些变化,去年全球人均GDP 11100多美元,也就是中国即使过了1万美元,仍然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全球高收入国家有70个左右,它的最低统计线12000多美元,平均水平是41000多美元,也就是我们距离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距离还非常大,像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它的人均GDP都是5万多美金,甚至更高,我们距离更大。
从发展史来看,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后,会出现一个大台阶,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从高速增长走向中速,甚至中低速增长。历史上,50年代到70年代之后的日本,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的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国都经历了一段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但到了1万美金之后,就开始掉到一个持续低速,或者中速、中低速的增长区间。
中国人均GDP跨过1万美金以后,进入“新常态”。其中的突出特点是,经济步入“三期叠加”状态。第一期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从高速增长走向中高速、中速增长;
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镇痛期,长期的高速增长,积累了很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解决起来非一日之功,所以叫镇痛期,而且结构调整很困难;第三期是退出反危机之后成本的消化期,我们把低效率项目退出以后,需要付出代价。
三期叠加在一起,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了一些新矛盾、新特点,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我们面临着和过去不同的挑战。从国内经济来说,人均GDP突破1万美金以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威胁,也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的跨越,进入到高收入行列。
全球70个高收入国家,从上中等收入阶段达到高收入阶段,平均用时是12年04个月。这70个高收入国家当中,有20个是人口大国,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人口大国 起飞阶段慢,摆脱贫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多、时间长,但是它的加速更加迅猛,人口大国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平均用时是11年09个月,中国是最大的人口大国,2010年迈入上中等收入行列,能不能用10年或者略多的时间完成这一跨越呢?如果用10年,那就是2020年人均GDP达到12000美金。
中国有两个“百年目标”:2020年大体赶上或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起点线,2050年人均GDP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这条路走起来不是顺顺当当的,全球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真正跨入到70个发达国家行列的只有13个,剩下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大多都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比如,拉丁美洲十几个国家,人们叫“拉美漩涡”,还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也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30多年了现在还跨越不过去,还有上世纪90年代,叙利亚、埃及等国家,现在20多年了跨越不过去,这些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中等收入陷阱对我们国家来说,跨越过去总归需要跨越的,问题是怎么跨越?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就是我们面临非常现实的问题。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我们要习惯这种常态,要在这种常态下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在国际社会上,我们面临另一种挑战“修昔底德陷阱”,意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冲突不可避免。历史上,近代革命首先是荷兰,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然后英国把它干掉后崛起,两次世界大战发生欧洲,就是老大和老二打架,打的结果是美国崛起。
1980年代,日本经济体量曾经逼近过美国,1985年在纽约广场饭店日本跟美国签约,进行核心贸易谈判,谈的结果不是贸易问题,是竞争机会问题。日本资本进入美国的产业市场要经美国同意,美国资本进入日本市场,日本人不能反对,我们现在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霸凌主义”,这一举奠定了90年代信息产业过程中,日本资本的退出,要给美国资本让路,日本落伍就是落伍在这个地方。
“老二”的GDP只要赶上美国的60%,美国就会全面跟你干。2018年,我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3%,特朗普主动发起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是准入问题,是发展权的问题,所以有人讲,美国不是要你的钱,是要你的命。
国际“修昔底德陷阱”有历史性的根据,它不是中国的特例。在这种矛盾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在新的阶段上,可能要告别过去的持续高速增长,人们要适应新的增速甚至更低的增长时代的到来。
这是我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怎么看”。一方面确实经济宏观指标如期实现,第二方面就是进入到一个下行轨道,这种下行轨道的原因是深刻的,有国际、有国内、有现实、有历史的原因。
转变发展理念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个问题“怎么干”?就是怎么理解我们国家党和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前面说到它有深层的原因。怎么遏制经济下行,首先就是要树立新理念,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理念,按照小平同志1979年提出,我们的发展理念是“三步走”战略,第一步10年左右时间解决温饱,第二步20世纪末初步实现小康,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2050年前后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后来又提出以GDP来衡量,第一步GDP翻一番,当时人均GDP200多美金,翻一番是500美金;第二步是翻两番,达到或接近1000美金,实现初步小康;第三步是GDP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三步走”战略提出来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以GDP增长为核心,10年翻一番,以摆脱贫穷为目的,迅速摆脱贫困。这个方略、理念在那个年代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那个年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穷,主要矛盾是贫困,所以小平同志说不能再这样穷下去了。
现在进入到新时代,我们已经摆脱了贫困,主要问题是要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说白了,贫困时期我们要解决的,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那个时候都没有饭吃,还谈什么营养。现在摆脱了贫困,富起来以后,我们要解决的,不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而是解决好还是不好的问题。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历史时代提出来的。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问题是时代的口号”,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创造了人类世界最成功的反贫困奇迹,现在进入到习近平新时代,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实现现代化,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这个问题需要这个时代的人来承担、解决。
所以这个时候要转变发展理念,不能再用过去以GDP为核心,翻番式快速增长为方略。“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提出来以后,如何落实?要落实得有途径,通过什么机制,通过什么方式、路径来落实、贯彻?
“十九大”报告说得很清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途径。提出“五大战略”,第一个战略是,壮大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要做精做强。我国的制造业门类很全,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关键产品、关键产业链条受制于人。这个矛盾很突出,所以要壮大实体经济,做强制造业。
第二个战略是创新驱动。第三个战略是振兴乡村、合理布局,缩小城乡差距,然后培养新的区域经济热点,像我们最近提出的几大新的战略重点——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发展、粤港澳湾区、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区的发展等都是布局重点。
第四个战略是新的开放,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五个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法治建设。围绕这五大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基本逻辑。
经济增长“稳”是短期的
更要紧的是解决“进”
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调是“稳中求进”。稳就是指经济增长要稳,避免大起大落,大起经济会过热,导致通货膨胀、社会不稳定;大落会导致社会动荡。因此,每一年的年度宏观经济政策,在政策的制定、衔接上要保持稳,今年更是稳字当头,保证实现六稳,既不过热,也不过冷。经济过热,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上涨;经济过冷,经济衰退高失业。
明年,中国经济增长控制在6%左右的速度,估计通胀率不超过3%。如果明年的失业率目标还是控制在5%左右、5.5%以下的话,我们经济增长的下限至少要达到5%,才能够保证明年经济增长当中的失业率。确定合理的增长目标,建立有机协调的联系,这是宏观经济“稳政策”中首先要考虑的。
但“稳”只是短期的,更要紧的是解决“进”,“进”重在通过深化改革,克服供给侧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解决的关键在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等几方面的推动,通过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解决新的成长阶段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有了“进”,才有长期“稳”的基础,有了“稳”,才有“进”的时间窗口。
现在为什么要深化供给侧改革?因为卖不动,所以要提高质量与竞争力。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要紧的问题,最大的风险是失业,容易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所以必须要有“稳”,创造基础前提条件,打开一个时间窗口。但是这个窗口不是长期的,打开以后要抓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提高竞争水平,切实提高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的生产率,解决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稳”与“进”之间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稳”是“进”的前提,没有“稳”就不可能具有“进”的宏观经济条件;“进”是“稳”的根本,没有“进”就不可能具有长期“稳”的经济增长基础。
(操儒冰 整理)